崇仁县服装厂的改革者乐纯如出生的1938年,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民族危亡,百姓的生活更加动荡不安。童年的乐纯如对国事弄不明白,但自从6岁时被父亲送到私塾后,他渐渐懂得了一些道理,也慢慢留意大人们的表情和谈话,知道国家摊上了大事,有一群叫“鬼子”的人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他感到非常害怕。好在入学的第二年,“鬼子”就投降了,县城里敲锣打鼓,他感到好热闹,好开心。
日本投降后,乐纯如以为日子会马上“甜”起来,父母可以不用提心吊胆了,一家人也可以不再挨饿,但让他不明白的是许多人还在打仗,很多老百姓仍然到处逃难。他读书的第五年,终于迎来了全国解放,穷苦人民欢天喜地迎接新中国的成立,11岁的乐纯如和同学们跑到街上,跟在载歌载舞的人群后面唱啊跳啊,感到无比兴奋。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950年在乐纯如高小毕业时,他父亲留下妻子和四个子女突然过世,一家人顿时像天塌下来一样。乐纯如说,没有了父亲,生活更加陷入困境,当时年少的他再次感到命运多桀。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可能再继续读书的乐纯如勇敢地挑起家庭重担,上山砍柴,然后挑回街上叫卖。起初,他经常被树枝刺伤,双手出了血泡,双肩被压的红肿,一天下来,还未发育的身子累的软绵绵,浑身无力。就这样,为了母亲,为了弟弟妹妹,为了生存,他咬牙坚持了四年。
随着岁月的磨砺,渐渐长大的乐纯如开始对未来进行思考,觉得应该有一门手艺来安身立命。于是,1954年乐纯如拜师学做裁缝。由于学徒只包吃饭,没有工资,至少在三年出师之前,他不能再为家里赚钱,母亲摆摊做起了小生意以支撑家庭的生活。
1954年底,国家开始着手对手工业和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响应党中央号召,崇仁县也把手工业者组成生产合作小组或生产合作社。其中,崇仁县缝纫业手工艺人组成了缝纫生产合作小组。“1956年,我随着师傅进入了缝纫生产合作小组。”乐纯如说,“进入合作小组后,还是各做各的,不过每月要向合作小组交一块五毛钱的管理费。”就这样,乐纯如继续跟着师傅学艺,经常挑着缝纫机串门做衣服。
1958年bifa必发,乐纯如学徒满三年后,感觉为人家做衣服赚不了几个钱,减轻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于是他跑到当地的中华山煤矿做工。他说,因为自己个子瘦小,20岁的他长得就像个小孩,呆了三个月后,煤矿负责人认为他吃不了这份苦,于是他又只得回来继续做裁缝。
在合作化运动走向时,崇仁县缝纫业生产合作小组也扩大为生产合作社。1958年在的热潮中,该合作社响应省委号召,改为地方国营被服厂。1959年,乐纯如进入被服厂,当出纳,主要管理食堂账目。
1960年,县国营被服厂改制为大集体性质的县服装厂,乐纯如挑起缝纫机,还是做他的裁缝老本行。他说:“改为大集体后,我每年向厂里交150元管理费,和同事结伴挑担到乡下去做衣服。”
乐纯如回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的生活状况时,不断感叹的一个字就是“苦”。他说:“我妻子小我四岁,1960年她十八岁嫁给了我。结婚后,妻子一直没有工作,从62年到77年,我们陆续添了七个小孩,还有老娘需要我和弟弟共同奉养。家里只有我一人做事,九个半人吃饭,经常是有了上顿没下顿,不够时就借米下锅,那日子真叫苦啊!”就这样,乐纯如日夜为着全家的生计在城乡之间奔波,岁月倥偬,一晃就是二十多年,直到1980年代的中后期生活才渐渐好转。
在艰难中跋涉过来的乐纯如,亲历了新中国建设中遇到的种种困难,目睹了文化大的动荡,体味了个人甘苦与国家命运的紧密依存。但让他感到自豪的是祖国在坎坷中不断强盛,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各行各业焕发勃勃生机。
从1954年学做裁缝到1984年担任县服装厂厂长,乐纯如正好与衣服手工制作打交道三十年。三十年的技艺,三十年的摔打,三十年的阅历,让他对该行业的款式变化、群众需求等非常熟悉,十分敏锐。上任的第一年,他就酝酿对服装厂的生产经营方式进行大胆改革。
“1984年前,我们的服装厂只加工不做成品,业务生产量非常少,坐等客户的来料加工,被动经营。当时厂里有职工90多人,饿不死也吃不饱,我认为这不行。厂是大集体企业,经营不好没有谁来救自己。”乐纯如说,“我当厂长的第一年,国家经过改革开放已经五六年了,消费观念有了很大改变,市场经济也显现很大活力,我认为应该适应时代的变化,改变一下生产经营方式。”
于是,乐纯如首先选择了到南昌、上海、北京、武汉等几个大城市进行了一番市场调查,调查结果更加印证了他打算变单纯的来料加工为成衣生产和销售的想法。但这种方式是先出货后卖钱,必须有较大的库存储备,与原先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来料加工对资金的需求有天壤之别。接手的厂子没有存款,怎么办?他想到了找银行。尽管衣服做好了可能卖不出去,钱收不回来,要担一定的风险,但他认为要改革就要有勇气担担子。
钱的问题解决了,班子的思想统一了,经营的思路明确了,他开始按部就班地实施自己的生产经营改革计划。
要走市场,首先就要选好适销对路的产品。在调查研究中,乐纯如盯住了两类服装产品,一是时装,二是劳保用品。
“当时那个年代最流行的时装就是绿军装。”乐纯如说。新中国成立后,军人是全民的偶像,能穿上一套仿制的军装就感到特别洋气,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军装都一直流行。乐纯如讲自己的厂以市场为导向,军装作为主要产品生产,销量很大。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牛仔裤、喇叭裤等西方服饰款式流行中国,乐纯如抓住机会紧紧跟上,到上海、南京调配布料回来加工,产品畅销。
做出的产品怎么卖?乐纯如说:“靠自己生产自己卖显然不行,我们把产品放到县供销社和百货公司,由他们代销。”生产和销售实现专业化分工合作,乐纯如领导服装厂实现历史的突破。
在瞄准流行服饰外,他主动和有关部门和厂家对接,包揽了全县的劳保服装用品的生产,使得工厂生产繁忙,红红火火,职工得到实惠,干劲十足。
“当时崇仁县的制造业、加工业是全省一流的,有永胜厂、星火厂、江重厂等三线厂,很红火。”乐纯如说,“上世纪十年代,全县有名的集体企业除我们服装厂外,还有木器厂、篾器厂、电器厂、电线厂、五金厂、辐条厂等,而服装厂是全县最大的大集体企业,在全省都有名气。”谈起当时的做企业,大胆搞改革,乐纯如感觉那段岁月特别带劲,特别充实。
在企业改革中,乐纯如不仅重视保护职工利益,较好处理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而且利用自己县政协委员的身份积极为职工代言。“1986年到1990年,我担任了县政协委员,多次在政协会上提出要重视企业职工的困难解决,很多建议被县二轻局采纳了。”乐纯如说,企业的改革很容易触及职工利益,应该兼顾企业发展和职工权益保护。
1990年,乐纯如因病提前退休。此后,他所在的服装厂销售日渐萎缩,效益下降很快,直到1996年工厂被改制卖掉。乐纯如感慨厂子没有了很是难过,但他认为历史毕竟是向前发展的,改革也许是在用不同的方式推进。
抚今追昔,乐纯如非常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他说,年轻时为生计发愁,全家吃不饱。现在退休了,国家对像他们这样的原工商业者照顾得很好,每月有两千块钱的退休工资,自己每天听听收音机,看看报纸,和老伴过着平淡的生活,很是满足。
乐纯如的妻子李斯红说:“他年轻时为生活奔波,当厂长时一天到晚都在厂里,一点都管不到家。还好,我们的儿女都听话,我也能理解老伴的工作,无论甘甜困苦,一家人都很和睦。他退休后,一家人能经常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
【作者简介:简国斌,曾供职于中国江西网、大江网,分别担任过策划部主任和频道主编,现为自由撰稿人、江西鸿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江西故事主创与传播中心总策划】